得伟君尚律师刘松：把法援故事讲到人民大会堂

4月下旬，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张彦珍来汉调研，专门听取武汉律师刘松的汇报，明确表示支持他在汉创建民办非企业类法律援助机构。

自受司法部委派，赴贵州完成为期一年的法律援助工作回汉后，在市司法局和市律协的帮助下，刘松就致力于将一时的法律援助举动，转变为长期坚守的目标。

刘松是一位执业7年的律师，擅打知识产权官司，且是炙手可热的国家专利代理人。2014年7月，正处事业上升期的他，放下一切在汉业务，到贵州国家级贫困县望谟当了一名法律志愿者。由于表现出色，2015年他被国家司法部授予“1 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“优秀志愿者”荣誉称号，成为武汉首位受邀在人民大会堂演讲的律师。

而刘松以个人身份在贵州望谟开展走访助学，则早在2012年就已开始。

近日，本报记者深入望谟，陪刘松踏访深山贫困户，重走布依之乡公益路。

一、助学5年：一封信，帮脆弱少女找回坚强

农历三月初三，是布依族最隆重的歌节。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布依族占人口60%，今年举办的歌节格外热闹。受邀观礼的刘松，在会场不断遇到主动打招呼的当地人，他们多数听过刘松的普法课，或者向刘松请教过法律问题。

一位身穿民族服装的布依少女，亲切地喊了声“刘松哥”。她叫雪雯（化名），在州政府所在地兴义市上大学一年级，听说刘松回访，特地赶来相见。刘松向记者介绍，“这是我在望谟的一个妹妹。”

雪雯9岁时，父母在一次泥石流中遇难，幼小心灵遭受重创，性格敏感、内向、脆弱。2012年，刘松第一次走访雪雯家问及其父母时，17岁的雪雯崩溃痛哭。

收到刘松的助学款，雪雯曾寄给他一封信，诉说自己性格的缺点以及成绩不理想的苦恼。刘松很快回信，并在信中追忆了自己年少失去母亲的痛苦与追悔，醒悟后的努力与行动，鼓励她坚强面对命运的磨难与学业挑战。雪雯感动于他的真诚，也“一下子豁然开朗”。接下来的几封通信，陪伴雪雯顺利考上大学。

贫穷让山里的孩子很难走出大山接触外面的世界。来到望谟后，与雪雯见面的机会多了，刘松努力改变这种状态：他请从未去过电影院的雪雯到兴义看电影；到州里参加志愿者会议，他带雪雯旁听；学校放假时，请雪雯做助手了解法援知识，翻译布依话。刘松还带雪雯助学走访，让她与一个更小的孩子结对，通过帮助他人建立自信。

4年来，雪雯“渐渐从心里把他当兄长”。布依族以传统土布为馈赠上品。得知刘松订婚了，雪雯专门请亲戚手织了一块格子土布，还用课余1个多月的时间绣了一幅十字绣送给他。

2011年6月6日，望谟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。2012年，刘松随广东省西部雏鹰助学促进会成员一道，首次踏进望谟深山家访贫困生。那时，望谟县民族中学仍未完成重建，炎热的天气里学生们在建筑工地式的板房里读书，大多数学生吃不饱饭。

当年在望谟民族中学教书的张国芸老师告诉记者，学校一顿饭5元钱，学生们即使一天吃两餐饭，一周也要70多元，高中生没有补贴，直到现在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吃不起早餐。

那次走访后，刘松正式加入广东西部雏鹰助学促进会，5年来，每年都利用节假日去望谟走访调查。他资助的3个孩子中，2个已顺利考上大学。

二、法援1年：普法 助学，翻山越岭走遍每一个乡镇

助学只能利用节假日的短暂时间，做法援是刘松想深入帮扶望谟的一种方式。

2014年7月，刚到望谟，刘松就接到任务，为一个涉嫌盗窃的16岁男孩提供法律援助。嫌疑人多次到同学书包里“拿钱”，最多的一次100多元，都买了吃的。

去看守所会见这个男孩，男孩一句话不肯说。临别时一个细节刺痛了刘松：男孩藏在衣袖里的右手偶然伸出来，有4个手指是残缺的。刘松四处打听，了解到男孩的情况：本性不坏，家里很穷，父亲有交流障碍，母亲没文化，成长都靠自己。

刘松心里有了谱，即使不再会见第二次，他也能帮这个男孩争取到缓刑，但他还是去了。“家庭和自身的残疾让他背着太重的精神包袱，即使判了缓刑也可能破罐子破摔，想帮他把这个包袱卸下来！”

刘松多次与男孩交谈，为男孩争取到缓刑，并告诉他不要自卑：“判了缓刑后，未成年人的档案都会封存，没有人会知道”。男孩虽不言谢，但看人的眼神，开始闪现希望和善意。

“当地未成年人犯罪率竟然占刑事犯罪的一半以上！”收集到的数据让刘松吃惊。刘松接手的未成年人法援案件中，年纪最小的违法行为人才13岁。刘松很快找到了自己法律援助的“方向”——重点关注未成年人。

直到2015年夏天刘松结束法援离开，望谟县城还没有电影院、图书馆、文化宫，青少年几乎没有文化生活。精神的贫困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。刘松在望谟工作的一年间，促成当地加强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疏导。

步行、搭车、骑摩托车、赶小巴，翻山岭、趟小河。一年间，刘松制定了工作计划，游走在大山深处调查走访，普法、助学相结合。

“一次下雨无法开车，刘松步行3小时才到了一个农户家。”望谟县司法局纪检组长廖霞感慨，县里先后来过5个法律援助律师，刘松是唯一一个主动下基层并且15个街乡镇都走遍的律师。刘松为当地服务的执着，廖霞全看在眼里，刘松当时居住的房子只有7个多平米，大件衣物、被罩等没处洗晒，廖霞主动拿回家代劳。

在望谟一年，刘松普法2万余人，办理法援案件30件、刑事案件15件，挽回经济损失150余万元。

“刘松来之前，望谟只有1名执业律师，法律援助是党中央支持贫困地区最有效的形式之一。”黔西南州司法局党组书记田大宝表示，刘松在望谟法律援助的一年中做了大量工作，受到广泛好评。

2015年7月，司法部授予刘松“优秀志愿者”称号，请他在人民大会堂演讲，讲述自己的法律援助故事。

三、事业上升期：他三次申请去法援

几十斤重的行李，装满高中住读生活所需。下公汽后，已经病退多年的母亲，瘦弱的腰背尽力向前弓着托起行李，艰难地挪着步子。儿子空着手落在母亲后面几十米，倔倔地跟着。母子俩奔了30多分钟的路，才到了儿子马上要读的职高。

那年刘松15岁，叛逆得就像荧幕中的“古惑仔”。母亲给他选择了一个住读的学校，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将他与社会上的不良少年隔绝，刘松不情愿母亲的选择暗暗反抗。直到刘松21岁那年夏天，长期被红斑狼疮折磨的母亲突然病重去世，他终于懂得了母亲的良苦用心。“一个常年卧病在家的女人，没多少文化又长期处在闭塞的环境中，她实在没有多少大道理可以讲给儿子听，只是默默地扛起儿子的行李送他到学校。”

想起当年母亲送他上学的“背影”，“心有种撕裂感”。刘松说，当年母亲得病时30多岁，如今他也到了这样的年纪，岁月让他渐渐体悟到母亲当年所承受的病痛和孤独，悔恨当年自己对母亲的冷漠。

这种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追悔，反而使得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深深烙在刘松的生命里：母亲一直寄望他“成人”，刘松在2006年经济收入很稳定时，开始着手自己的职业转换，自学成为一名律师；母亲一个普通弱女子对孩子的付出让他明白，人该有颗善良的心，这影响他走上公益道路。

因为助学结缘望谟，他向司法部三次递交申请，自愿“脱产”，去当地进行一年的法律援助。

那几年，正处刘松事业的爬坡期：他入选武汉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委会委员，渐有名气；国家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只差一门就过关，家人希望他一鼓作气把试考完。刘松选择把武汉的事业全放下，如期援贵。为此，他舍弃了一年30多万元的律师收入，3个顾问单位彻底移交给同事。

至今回顾，刘松一点也不觉得可惜。他说，人的一生，除了赚钱，还有很多值得追寻的东西。这些事，想到就做，不能像对母亲那样留下缺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