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政法官，其实你能多做一点——三则行政诉讼案件的庭审见闻

讲三则我参加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庭审故事。这三个案件有几个共同点，一是原告方都是老百姓自己赤膊上阵，没有请律师代理诉讼；二是一审都是原告败诉或撤诉；三是原告败诉或撤诉后都没有继续上诉。当然，由第一点可推知，我们是作为被告方代理人。

案件一：你来或者不来，你自己说了不算

这是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案件，江岸区法院一位唐姓女法官以简易程序独任审理的。案情本身并不复杂，基本上能一眼望知结果。一审是以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并非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确定的“政府信息”为由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倒是庭审中的几段曲折，使得这个案子有了一些抑扬顿挫的意思。开庭前，我们对面坐着一位60岁左右和一位70岁左右的女士，从起诉状我们知道那位60岁上下的女士应该是原告。至于另一位，我当时想，原告大妈请的女律师好年长好资深。法官核实双方当事人身份时，我才确知，60岁的女士的确是原告，而那位年纪更长的女士可不是律师，她是一位厨师，且与原告无亲属关系，也许是原告的邻居，也许是原告的广场舞伙伴，1948年生人，来给老姐妹助阵加油。旁听席上一眼扫去，还坐着十几位大爷大妈，他们相互熟识，一起情绪略微激动的讨论着什么。随着庭审进行，遂明白他们都与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颇有利害关联，于是一起出庭捧个人场。由此大致可知，这个庭审双方从专业上来说是武装不对等的，攻弱守强；声势上也是不对等的，攻强守弱，稍有失控，庭审的广场效应就会大于理性论辩，很考验法官的掌控能力。结果，唐法官意外的获取了原告方及旁听席的拥护。而这个机会，是被告方交给法官的。当时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不到4个月，该案是被告在新法实施后遇到的第一个开庭的案件。按照新法，行政机关负责人有出庭义务，最不济，也得委托本机关一名工作人员出庭。但是这一天开庭，我们这一方只有两名代理律师，至于原因，我只能简略说或许源于一种惯性——一项法律规定的落地，从来都是需要争取甚至斗争。庭前我们也遵嘱和法官沟通，被告无人出庭的问题能否通融，她回答不行。庭审开始后，她提示原告：按照法律规定，被告负责人应该出庭，或者委托工作人员出庭，而现在被告只有律师出庭，原告是否同意开庭？答案当然毫无意外，原告明确而笃定的拒绝继续庭审，并义正辞严地批评了被告的傲慢与任性，表示这完全是无视法律藐视法庭轻视原告，旁听席上同声相应，共同声讨。得到了原告意料之中的反对和抗议，法官宣布休庭，开庭时间另行通知。这时，让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，原告以及旁听席上的老人们站起来向法官激烈鼓掌，并向我们被告方律师投以胜利和蔑视的目光，夹杂一些不太友好的言语攻击。我们闪出法庭，向委托人电话回复庭审结果，此时我们既感无奈，也有一种“正该如此”的快意。

该案后来的结果仍然是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，但是她服判，没有上诉。我想，也许是法官第一次开庭时表现出的强硬，使她以及旁听席上的老兄弟老姐妹们愿意相信自己会得到公正对待，即便是败诉，也仍然理解法官给予她们的程序尊重。

案件二：庭审结束后，法官终于没忍住愤怒

这是武汉市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，审判长是一位程姓法官，与案情相关的法律问题也比较清楚，其实就是涉及对行政单位的内部人事处理决定不能复议诉讼，只能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提出申诉。原告73岁，这位老爷子只身一人，又严重耳背，审判长几乎是“吼”着指挥庭审进行，即便如此，老爷子还是常常听不清楚，答非所问。审判长问什么他不答什么，只顾照着自己的情绪将多年来的曲折艰辛倾诉出来。他的态度大体平和，只是有时说到激愤处会情不自已，即便如此，对我们被告方律师也不出恶语。

透过他的讲述得知，多年来，他要求落实一项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人事待遇，进出了不少的机关部门，遭遇了不少的太极推手，体味了各种的冷热面孔。他弥足珍贵的退休时光，消耗在这希望渺茫的去来之间。审判长是庭审活动的主持者，另一方面也是法庭内的一名倾听者。他以前者的身份确知，在我们参与的这个争议解决框架内，原告的请求显然因为不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，无法得到预想的支持和救济。但除开法官这个身份，在听到一个老人的讲述后他自然也会生出普通人会有的情感。进行完庭审程序宣布休庭后，审判长站起来，扭头向被告席，有一丝怒气，但似乎也不知道针对具体的谁，说，这个时候我也不讲什么法律规定，你们政府的，能不能还是想点办法。这么大年纪的老人，一趟一趟跑来跑去，我看还是要不得。

此时，耳背的老人正低头收拾他带来的一大堆证据资料，这句庭审之外有一丝温度的话，他应该是没有听见。

案件三：“不能告”解决后，“不会告”更凸显

这是一起房屋征收补偿案件，武汉市中院审理。原告其实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是不多见的胜诉方，复议机关撤销了某区政府对原告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，并责令其在60日内重新作出决定。原告被征收的房屋构成复杂，部分属于证载面积，部分没有登记，部分属于住宅，部分用于经营。复议机关指出，征收单位对原告房屋的无证面积究竟属于违法建筑、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还是历史遗留建筑没有作出认定，同时对该部分无证面积的补偿标准没有提出相关依据，其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。对原告房屋实际用于经营部分的面积认定未出具相应证据支持，违反了补偿公平的原则。应该说，复议机关对区政府征收决定的监督是比较全面的，既指出其征收程序违法，也指出了区政府在对房屋性质认定、补偿标准确定上的违法。这可是我们办案中不多见的“模范复议决定”，是值得表扬的标兵，怎么也被告了呢？而且原告起诉又能获得什么更好的结果？

开庭时，原告是夫妻俩一起来的，妻子是名义原告，丈夫做代理人。审判长是一位姓肖的女法官，她大概也有一样的迷惑，于是正式开庭前，她走下审判席，想明确一下原告方到底想要一个什么诉讼结果。夫妻俩商量了一会，说，我们就是不服征收房屋的补偿。法官说，那个征收决定已经被复议机关撤了呀，已经不存在了，复议机关是支持你们呀。夫妻俩说，我们对复议机关是没有意见啊，但是我们就觉得要求还是没有达到啊，我们也不知道告谁。法官继续解释：你们告复议机关，这是你们的权利，但是可以告诉你们，就两个结局，要么我判你们赢，撤销复议决定，那区政府的征收决定就对你们生效了；要么我判你们输，结果就还是按照复议机关的处理结果，区政府的征收决定被撤销了。两夫妻明显是被绕晕了，对视一眼，望望我们被告方，再看看法官，拿不定主意。我们也劝，不是60天内区政府还要重新作出征收决定吗，你们等着决定出来，不服再直接告区政府嘛。这时我们似乎化身成原告的律师。结果是这个案子原告当庭撤诉。我们和原告夫妇一同走出法院，丈夫抽香烟递给我们，不大好意思的说，今天真是麻烦你们都跟着白跑一趟。

这就是我参加的三个行政诉讼庭审。类似上述案件，在原告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，双方在法律知识、诉讼技能上差距太过明显。第一则案件中的原告就说过，“我们老百姓请不起律师，你们政府拿我们纳税人的钱请律师反过来对付我们”。这也提示，为了更有效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制衡，国家能否把所有行政诉讼案件原告的代理，都纳入法律援助范围？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中的被告方代理人，我们常感胜不足喜，败亦堪忧。我曾在《为政府打官司的律师价值何在》的文章中审慎地解释道：“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方代理人，无论从职业伦理还是从委托关系的法律要求上讲，我们都应该帮助被告使得其合法行政行为获得司法权的审查通过。若不如此，那才是‘端人家的碗砸人家的锅’，也侵蚀律师代理的制度根基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必须和被告坐一个板凳、站一条战线、卧一个战壕。但同时也要看到政府委托律师的独立价值。乐观一点讲，律师不但不依附于政府，还能从第三方视角和专业视角，对政府提供一种柔性监督，用接近而影响，用合作以规劝，用帮助而监督，执子之手，一起走在法治的轨道之上。”这的确是“乐观的讲”。其实，我们都是潜在的行政相对人，这一刻我们坐在这一边，替公权论证，下一刻，也许我们就换坐在那一边；对面，或许才是我们最终极的位，那里坐的人才是我们最紧密的影。